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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石勒的坟墓在哪里?也在邯郸吗?如果不在又在哪里?
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08-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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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开全部石勒有的墓是虚墓,什么是虚墓呢?虚墓就是空墓,也就是忽悠那些盗墓者的,所以他的墓一直不好鉴定 都门长啸气凭陵,瓜割中原霸业兴。夜葬山间人不见,至今仍有守坟僧。前几年,我因事去陵,曾去看过崇安寺。寺建在城西的一座高冈上,规模宏伟、壮观,并维修彩绘一新。该寺始建年代无考,若石勒坟墓在这里,是以寺为墓呢,还是以墓建寺?说不清。或许又是设下的一个迷冢吧!

  关于石勒墓 石勒墓位于榆社县赵王村的后山,现存封土高10.8米,占地面积264.4平方米,保存基本完好。 史学界一致认为,石勒是榆社土著羯人,属古上党武乡(今榆社县北)人,但对于石勒葬于何处一直未有定论。据《晋书》载:“(石勒死后)夜厝山谷,莫知其所,备文物虚葬,号高平陵。” 今传石勒墓有四,即河北邢台、山西榆社、陵川、武乡,其中榆社石勒墓保存最为完好,并且从地方志、民间传说、实地实物考证等方面来看,也只有榆社石勒墓最有可能是真正的石勒墓,其它三墓只不过是“备文物虚葬”罢了。 清光绪七年版《榆社县志》载:赵王石勒墓,在县北二十五里赵王村,墓东有庙。赵王村即因村有赵王石勒墓而得名。榆社民间传说,石勒出殡时,赵国四处发丧,四地起坟,赵王村附近的仰天村也是因气断身亡的石勒仰卧朝天,更名于仰天。赵王下葬之后,封土墓穴均以石灰矾水等物进行灌注,坚固无比,后有贼人盗墓屡掘不开。 从赵王村远远望去,石勒墓绿树葱茏,气势宏大,十分威仪,但到了墓冢近前,就会发现石勒墓并不是很高。不过这不难理解,历经千年风雨,石勒墓封土仍能保留10.8米高度,已属罕见,当年初葬时墓冢的高大威仪可以想见。时隔千年之后,石勒墓周围的地形地貌已有极大变化,西南两向已被沧桑风雨冲成一道道深沟,墓冢危危,东向则完全形成一道断崖,直逼墓根,只有北向在一片舒缓的开阔地之后山势逐渐上升,仍透出墓主人当年面南背北的一代霸主之气。 站在石勒墓向四周望去,从近处远处山势水势等方面推测一下千年之前立墓时的地形状况,就会惊讶地发现,这里的确是一个极符建筑环境学的福地。西南东三向曾经如北向一样缓缓向前延伸,形成一个形如簸箕状如龙椅一样的奇特地貌,古漳河在其右侧远方静静地流淌,无名小溪从其前方近处淙淙而过。极目远眺,则群山环绕,恰似千军万马环伺屏障于野,如此福祥雄奇兼备的宝地,若非一代枭雄,常人实难承受得起。 在石勒墓的北侧墓根下,有两个大小不一的深坑垂直而下。从坑土的土质来看,没有石灰等物灌注过的迹象,可见民间这一传说不实;从坑土的色泽痕迹来看,挖掘时间当在近年之内。不难看出,这是两个未完成的盗洞,这让人不得不佩服盗墓者的胆量和愚昧。民间盗墓行为可谓源远流长,自古虽用重典治之,可仍是“十墓九空”,因石勒墓尚未正式发掘,千年之间,是否亦曾遭遇盗掘,实难断言,但从我国绵绵不绝的盗墓史来看,恐怕很不乐观。 从北侧墓根下两个未完成的盗洞可以看出,盗墓者当属有胆无识之辈。因为十六国时墓葬已有了墓道和墓室之分,盗墓者从封土处盗掘,愚昧之极。石勒墓的墓室,应在北侧开阔地下,若墓道较长,也可能在更北的山坡之下。不过石勒墓年代久远,且名声在外,世人皆知,恐早已被盗,加之石勒痛恨奢侈之风,遗诏曰:“敛以时服,载以常车,毋藏金宝,毋藏器玩。”如此看来,盗墓者即使掘开墓室,恐怕也难以得到墓主人身上的饰物和随葬品。 顺着石勒墓东南陡坡而下,拔开断崖顶上的蒿草荆棘,就会发现土中埋有明清时烧制的砖瓦,由此可以推断,明清时石勒墓前曾有庙宇供室。这就正好印证了清光绪版《榆社县志》所载的“墓东有庙”之一说。既然明清时墓旁有“赵王庙”,那这庙又是何年所建?虽然从实地翻出的残砖破瓦来看为明清时烧制,但这并不能说明赵王庙就一定是明清时所建,而不是在宋元亦或更早的时期就已建成。元代翰林侍读学士、陵川人郝经写过一首《石勒墓》诗:都门长啸气凭陵,瓜割中原霸业兴。夜葬山谷谁得见,至今犹有守坟僧。 这首诗在对石勒墓的真正所在表示怀疑的同时,也真实地记述了当时(也就是元代)还有僧人为石勒守墓这样一个事实。既然有僧侣守墓,那么,僧人的起居之所。就应该在墓冢附近,而不是远在山下的赵王村。这样,在石勒墓的附近就定有一庙,而住有元代僧人的这一庙就应该是清人方志中所说的“墓东有庙”。 这样看来,石勒墓旁的赵王庙不是明清始建,在元代就有。墓旁断砖只能说明,明清时曾对此进行过修缮整理或者翻修。那么,赵王庙究竟始建于何时,是元代还是唐宋?元朝统治者将异族视为劣等人,唐宋统治者恨“五胡乱华”,在民族矛盾十分紧张的时期,为一个异族首领建造庙宇是不可想象的。如此上溯,只有在羯族政权下,才有条件为石勒破土建庙,而作为叱咤中原,一统中国北方的赵皇帝石勒的陵寝,从入葬之时就建有庙宇,并派专人守陵护陵是完全符合情理的。 可以这样说,赵王庙与石勒墓是同一期工程,至少是同在后赵时期就已建成。如果说赵皇室在墓旁再筑一庙并不稀奇的话,那么元人诗:“至今犹有守坟增”所反映的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。因为从后赵到元长达900余年时间,石勒墓及赵王庙能够始终僧侣不断、香火不断,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石勒死后,石虎执政的赵王朝迅速崩溃,为僧侣守陵提供物质及政治上支持的可能已不复存在,为什么在战乱频仍、王朝更迭的900年中,这里始终僧侣不断?也许因了石勒深厚的佛缘,在佛门弟子眼中,于宏法有大功的他早已被视作了佛。姑且搁下历代僧人为其守墓的原因不说,单就各朝僧人到此守墓这一事件本身,就足以说明,元之前的历代已普遍认为此墓就是石勒的真正陵寝所在。 当然,在正史没有关于石勒死后葬于何处的记载,且没有找到更为充分的文物考证的情况下,是不能轻易下结论说明石勒墓的真伪的。正因为如此,除元人郝经诗云“夜葬山谷谁得见”表示怀疑之外,清人张廷绶的《石勒墓》诗也写到:东门贩竖啸声长,葛墨功成号赵王。……月冷乌啼丰沛地,山间疑冢剩苍茫。 尽管如此,后赵至元,历代僧侣对石勒墓的认定仍然是最为可信的,因为历代僧人既然到此守陵,那就一定获得了他们认为最为可信的信息或者证据,而距后赵越近的时期,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全面、更确切的证据和信息。所以说,距后赵较近的历代守坟僧们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,只不过是后人无从知晓他们当时所掌握的情况罢了。 就这样,石勒在公元333年8月归葬以后,其香火一直烧到了元代甚至明清,时间超过千年。似乎到了满清的中后期,石勒墓才终于出现了庙毁僧不再的情形。晚清诗人张祖志曾写过一首《过赵王墓》,其中说:怒涛声震岭前松,遗恨分明寄此峰。才略空轻前代鹿,山河犹属渡江龙。英雄旧迹残碑在,客里飘蓬古墓逢。莫对荒坟便惆怅,晋家陵寝付耕农。 这首诗除对石勒的一生表达了看法之外,还反映出了当时石勒墓已是“荒坟、旧迹残碑、岭前松”的荒凉景象。晚清文人张其信在其作品《赵王墓》中也写道:寂寞荒坟列远皋,临风酌酒吊英豪。丈夫行霸轻曹马,桑梓多情学汉高……虚埋文物传疑冢,建策纵横自武乡。千载北原山下路,犹疑铁骑趣严装。诗作的首句就明确说明了当时的石勒墓确已沦为“庙毁僧不再”的“寂寞荒坟”,并且河水已逼近墓丘之下。其原因可能与满清由盛转衰,内忧外患交困,甚至洋夷入侵,清廷仓皇出逃的大背景有关,因社会长期处于激烈动荡之中,失去了修庙护陵的前提条件,终于造成了“寂寞荒坟”的衰败景象。同时,张其信在其评论石勒的后四句诗中提到了两个地名,即武乡和北原山。《晋史》载:“(石勒)居武乡北原山下。”有人就误以为石勒生长于武乡。其实,正是史界一贯认为的那样,石勒是榆社县北人,因晋时榆社省属武乡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“乡郡”条也载:“石勒分上党置武乡郡,后罢。延和二年(公元433年,北魏时)置乡郡,领四县:阴城、鞘鞍、襄垣、乡。乡:郡治。”并注明:乡晋属上党。真君九年罢,邻辽阳。乡县有三城:武乡城、魏城、榆社城。这些史料就说明,“榆社”未设县建制前就有了“榆社城”,并做过200余年的武乡县城,石勒便是这个古老的榆社城(现为榆社县社城镇)的人。 既然古武乡县城在榆社北部的社城,那么所谓的北原山,也应在当时属于武乡北部的榆社境内,甚至应当在作为当时武乡县城的社城以北。武乡即因当时境内有武山而得名,武山即现在榆社、和顺边界的八赋岭,远在现在的武乡之外。由此看来,只要理清了榆社的建置沿革,就不再会怀疑石勒是榆社县北人这个事实。 石勒既然是榆社县北人,那他死后归葬故里也是符合情理的。“岂陵在邺而实归葬于榆,袭魏武疑冢故智耶?”古人也作出了这样的推测和判断,再结合墓东有庙,千余年守坟僧侣不断等情况,石勒墓的真实性就大大增加了。也许,今天人们对榆社石勒墓的判断正是谜底,只不过是需要更加有力的史料和考古证明罢了,而这种情况在史界考古界也是屡见不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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